加密技术背后的科技也能改进支付，为公共利益提供支持

加密资产对许多用户来说更像是一种失望，而不是一场革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金融稳定委员会等全球机构敦促进行更严格的监管。

然而，加密背后的一些迅速发展的技术可能最终具有更大的前景。私营部门不断创新和定制金融服务。

但公共部门也应利用技术升级其支付基础设施，并确保数字金融领域的互操作性、安全性和效率，正如我们在最近的一篇工作论文中所指出的：“多币种交易和合约平台”。其他人也在推进类似的观点。

技术已经取得了飞跃

新的支付技术包括令牌化、加密和可编程性：

令牌化意味着在电子账本上表示资产（如货币）的产权，电子账本是由所有市场参与者持有的数据库，优化为广泛可访问、同步、易于更新和防篡改。令牌余额和交易的匿名性并不是必需的（实际上会破坏金融完整性）。

加密有助于将合规检查与交易分离，以便只有授权方能访问敏感信息。这有助于透明性，同时促进信任。

可编程性使金融合同更容易编写和自动执行，例如“智能合约”，而无需依赖于受信任的第三方。

私营部门的创新

凭借这些新工具，私营部门正在创新的方式可能比最初的加密资产浪潮更具变革性：金融资产的令牌化、货币的令牌化和自动化。

股票、债券和其他资产的令牌化可能会降低交易成本，整合市场并扩大访问。但支付此类资产将需要在兼容账本上的货币。稳定币就是一个例子，只要它们符合监管要求。更重要的是，银行正在测试令牌化的支票账户。而自动化已经广泛应用，允许第三方像开发人员构建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一样编写功能。

虽然私营部门推动创新和定制的边界，但即使受到良好的监管，它不会确保交易安全、高效和互操作。相反，私营部门可能会为交易资产和付款创建仅客户端的网络。开放账本可能会出现，试图桥接私有网络，但很可能缺乏标准化和足够的投资，因为利润潜力有限。而使用私人形式的货币来结算交易将使交易对手面临风险。

中央银行的角色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可以帮助，因为它们具有货币工具和清算交易所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的双重性质。政策讨论大多集中在第一个方面，但我们认为第二个方面应该得到同样多的关注。

作为货币工具，CBDC提供了安全性；它减轻了交易对手风险，并为支付提供了流动性。但作为基础设施，CBDC可以在私有数字货币网络和资产之间带来互操作性和效率。

支付可以从一个私有货币到另一个私有货币进行，通过CBDC账本或平台。货币可以在CBDC平台上托管，然后在满足某些条件时释放，比如收到令牌化资产时。CBDC平台还可以提供基本的编程语言，以确保智能合约是可信的，并且与彼此兼容。在明天的数字世界中，这也将成为一种公共利益。

跨境支付

相同的愿景也适用于跨境支付，尽管治理变得更加复杂（这是一个我们留待以后讨论的重要议题）。

一个公共平台可以让银行和其他受监管金融机构跨境交易国内央行储备的数字表示，正如我们的工作论文中所建议的那样。

参与者可以在不受每个中央银行正式监管的情况下交易安全的中央银行储备，也无需对国家支付系统进行重大改变。

同样，交易需要的不仅仅是资金的流动。风险共担、货币兑换、流动性管理都是其中的一部分。

由于单一账本和可编程性，货币可以同时交换，这样一方就不需要承担另一方中断交易的风险。更普遍地说，风险共担合同可以被编写，拍卖可以支持交易稀少的货币市场，并且资本流动限制（许多国家存在这样的限制）可以被自动化。

重要的是，该平台将最大限度地减少此类合同中固有的风险。它将确保合同完全由托管的资金支持，以避免交易失败的情况下自动执行，并与彼此一致。例如，明天承诺获得的合同可以在今天作为抵押品质押，从而降低空闲资金的成本。

除了价值的转移，加密可以帮助管理信息的传输。例如，该平台可以检查参与者是否符合反洗钱要求，但允许他们在平台上匿名竞标，例如外汇，同时仍然看到竞标和要价之间的总余额。

因此，技术可以支持关键的公共政策目标：

国家货币之间的互操作性；

通过托管中央银行储备、结算终局和自动合同执行来确保安全性；

通过低交易成本、开放参与、合同一致性和透明性来实现效率。
仍有许多待探索的领域，这一愿景仍在形成中。加密是试图规避中介和公共监督的一种尝试所驱动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真正价值可能来自公共部门可以利用的技术，以升级支付和金融基础设施，实现公共利益，为私营部门的创新和定制注入互操作性、安全性和效率。